明清时期的海防政策对潮汕文化形成起着决定性影响。
                     
    明朝建国伊始，施行锁海政策，使宋元以来潮州发达的海上贸易，受到极大的冲击。潮州海商为了继续从事海上贸易，多冒充贡使，或以通事身分，诱番船以入贡为名前来通商。而海禁稍松，潮州海商又络绎私自出海贸易。正德年间，明政府鉴于广东地方海上贸易不可禁绝的事实，允许海外商舶由“官府抽分，公为贸易”（《明武宗实录》卷113），潮州民间私舶往来交易遂有进一步的发展。明世宗即位之后，朝廷又严海禁之令。这时，潮州的海上私市贸易已经不可抑止，南澳成为南中国海上私市贸易的中心。中外商人贸易交接于此，而后放发商舶，南下北上。从事这种海上私市贸易活动的团伙，往往以武力对抗海禁，又恃其武力攻掠村寨、截劫商船，以祈取得更多的财富，酿成几十年的潮州海寇之乱。

     明代海上贸易的兴衰起伏，在潮州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连锁性作用。
                     
     由于实行海禁，原来地狭人稠、居民多以贩运贸易为业的福建下三州，因疆域接壤、文化面貌雷同，有大量移民迁入潮州，使本地区的人口数量持续发展。在人口增长的刺激下，农业商品化的倾向明显加强，又促进了本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民间贸易日益活跃，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的人口剧增。潮人善贾的特点，因此而进一步加强，成为传统。

     经济增长促进了文教的发展。洪武八年（1375）朝廷诏有司立社学，但在潮州并未见施行之效。正统元年（1436）潮州知府王源在本州岛设立社学，举行乡约。到正德嘉靖间，潮州士绅薛侃等从学王阳明，复回本地聚众讲习王学，并积极推行乡约。其时广东督学魏校也传檄各府县毁淫祠立社学。由于官师和士绅们的努力，儒家文化渗透到下层社会。追远报本，荣宗耀祖的理念为潮汕人普遍接受。

    嘉靖以后，潮州海寇之乱加剧，本地居民多聚族自保，或一村筑一堡，或数村合一寨，武装自卫以御敌。这使潮州农村形成一批人口高度密集的大聚落。村寨之大者，人口以万计。大型村寨的形成和自立，导致宗族势力的强大，潮汕人的宗族观念也因此而进一步强化。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平定台湾，弛东南海禁，潮州社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此后五六十年间，人口增长速度较快，到乾隆中叶，本地区的粮食产出已经不敷自给。为了解决本地粮食短缺的问题，有着悠久海外贸易传统的潮州商人，在政府的许可下，打造洋船，从暹罗等地转运稻米进口。同时，由于人均耕地面积日益减少，农民为了更高的劳动价值，扩大经济作物种植，农业生产进一步商品化。出现于明代后期的制糖、棉纺业更加发达起来，潮糖、潮毯、潮蓝布等商品，闻名南北。人口增加、农业商品化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得更多潮州人有可能专业从事商贸活动。最值得注意的，是儒生的业商。清代的科举制度限制了许多读书人的仕进，而本地发达商贸业给他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儒生的业贾，大大提高了潮州商人的素质；捐纳制度，又能给业贾有成者带来与仕进相当的荣耀。这样，潮人善贾的传统上面，又添加了重商的成份。

    清代潮商活跃于国内外市场，随着商人们的走南闯北，本地的一些独特的民俗事象，例如潮州戏、潮州菜、工夫茶，在与中华文化其它地域分支的交流中定型，成为人们愿意承认，也乐于接受的文化特质。

注：本资料由《广东汕尾网》漠月先生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