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文学起于汉代，流传变迁，到明代为鼎盛时期。清代名家辈出。近代更有一批开风气之先的作家。现代和当代也有一批著名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光辉的业绩。

    南越王赵佗的《报文帝书》被视为岭南文章的起始。东汉番禺人杨孚著《南裔异物志》为粤人最早的著作。据《广东文征》所辑录，自汉至清，广东有文传世的作家达712人。历代诗词名家辈出，历朝史志典籍多有著录。

    近代文学是从鸦片战争后开始的。它不仅有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而且有一定程度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的维新思想、改革诗文、提倡白话、看重小说，以及话剧的传人活动等，都为“五，四”运动以后广东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萌生作了准备。近代文学是为现代新文学起了先导作用的。 
                                 
    (一)建国前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从“五·四”运动起到新中国诞生这30年，是广东现代新文学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大体可分为4个阶段：

    1．民国8—16年(1919—1927年)为第一阶段，这是广东新文学的萌芽时期。广东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上海，乃至日本、欧美洲国家去求学，传来了不少先进的报刊、信息，宣传新文化、新思潮。他们中有彭湃、杨匏安、苏曼殊、何香凝等。他们回国后，联合本土一批进步青年，组建新文学社团和创办刊物，译文介绍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学主张；发表揭露社会黑暗，抨击封建伦理观念，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文章。以新文学队伍的形成为标志的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的成立，更进一步推动广东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民国12年(1923年)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陈独秀和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的瞿秋白等来到广州，他们在进行党务工作中，也指导广东的文学运动。同年中共中央机关迁来广州，并在广州出版机关刊物《前锋》，使广东出现了以文学形式从事革命宣传活动的趋势，写出了如彭湃的《田仔骂田公》、《劳动歌》等一批革命文学作品。这时广东新文学队伍开始形成，涌现出彭湃、侯曜、梁宗岱、张资平、何畏、洪灵菲、戴平万、欢阳山等一批作家。
   
    从民国15年(1926年)起，广东新文学迎来了更大发展的好势头。当年初，茅盾来到广州。3月，郭沫若到广州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在任期间，写了《革命与文学》一文，倡导革命青年“到工农中去，到人民大众中去”。同时，先后到过广州的还有郁达夫、王独清、穆木天、郑伯奇等著名作家。特别是民国16年(1927年)初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后，多次到大中学校和黄埔军校等许多单位去进行演讲，谆谆教导青年学生“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这些著名作家的到来，对广东新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民国16--26年(1927—1937年)为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由于大革命失败后，许多作家感到文学应表现无产阶级观点，直接为无产阶级服务。在中共中央的倡导下，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广大文艺人员的进步团体。广东籍作家林伯修(杜国庠)、洪灵菲、蒲风、冯铿、冯乃超、戴平万、冯宪章、丘东平等先后参加了“左联”，冯乃超、洪灵菲还担任“左联”的领导工作。在“左联”的影响下，广东新文学运动蓬勃发展。广东许多青年作家在上海发表和出版一批文学作品、创办刊物，开辟文学园地。
   
    “九·一八”事件后，陈黄光与何安东等创作《奋起救国》、《民族精神》、《保卫中华》、《全国总动员》等抗日歌曲，对动员抗战起了重大作用。
   
    民国21年(1932年)，欧阳山等人在广州成立广州普罗作家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广州分盟)，配合上海“左联”开展的文艺大众化的倡议，出版《广州文艺扩周刊，努力创作大众文艺和方言小说。同时，饶彰风、杜埃在广州秘密出版《天王星》、《南音》，江穆出版《火花》等文艺刊物。
   
    民国22年(1933年)，广州左翼文化团体成立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广州分盟、中国戏剧家联盟广州分盟，分别由何干之、欧阳山、胡春冰负责。同年夏天，中国诗歌会广州分会成立，温流、陈残云等参加活动。年底，广州“左联”龚明惨遭国民党当局杀害。
   
    民国23年(1934年)，“广州文总”被国民党当局破坏，谭国标等6人被捕牺牲。广州左翼文艺组织活动基本停下来，但其它进步的文艺社团仍很活跃，不断扩展；文艺人员仍采取多种方式，坚持开展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新文艺活动。
   
    民国25年(1936年)，饶彰风从香港回广州组织悼念鲁迅活动，使广东新文学活动又活跃起来。当年秋，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成立。
   
    在这个阶段中，广东左翼文艺组织及其作家的活动，汇成了30年代广东新文学（文艺）的主流，为广东革命文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产生深远的影响。

    3.民国26—34年(1937—1945年)为第三阶段。抗战开始后，欧阳山等一批广东作家在上海参加抗日宣传工作。民国26年(1937年)，杜国庠、左洪涛、刘田夫、杨应彬、何家槐等参加第八集团军的上海战地服务团，把战地服务团带到抗日前线宣传慰劳和救济难民。同年，欧阳山、草明、于逢回到广州创办《光荣》半月刊；12月，当选任广东省文化界救亡协会宣传部长的欧阳山，与杨康华、白嘉、蒲风、马思聪，以及李门、廖冰兄等采用小说、诗歌、音乐、戏剧、美术等文艺形式开展抗日宣传。同时，广州诗坛社成立，出版《广州诗坛》，鼓动抗战。之后，广东新诗歌崛起、新诗人涌现，并创作出一批新诗佳作。上海沦陷后，中共中央有计划、有组织地将沦陷区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郭沫若、夏衍、巴金、邹韬奋、章乃器、杜君慧、叶文津、姚潜修、萨空了、郁风、周钢鸣、林林等转移到广州和香港。这些文化名人抵省港，大大加速了省港新文学运动的进程。 
   
    民国27年(1938年)初，《救亡日报》在广州正式复刊。最先林林、姚潜修、叶文津、郁风、于立群、周钢鸣等参加复刊筹备工作，后来华嘉、陈子秋、谢加因、蔡冷枫、欧阳山、草明、司马文森、黄新波等广东作家参加报社工作。蒲风、雷石榆、黄宁婴、林焕平等也为报社义务撰稿。3月，冯乃超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参加文协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文艺活动的开展。此后，黄新波、赖少其、李桦等参加美术界全国性抗敌协会领导工作。文协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对于鼓励文艺家深人生活，反映现实斗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年3、4月间，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巴金主编的《烽火》在广州复刊。
   
    这一时期，广东作家创作出版一批揭露日寇残暴、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歌颂人民为民族解放进行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精神的作品。如欧阳山、草明、邵子南、丘东平的《给予者》、丘东平的《暴风雨的一天》、《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茅山下》等，于逢的《溃退》，郁茹的《遥远的爱》，以及蒲风的抗战诗作等等。

    4．民国34—38年(1945—1949年)为第四阶段。抗战胜利后，原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广东作家、文艺家由组织安排，大部分都陆续返回本土工作。民国35年(1946年)，茅盾又回到广州指导广东文艺活动，使广州新文学活动迅速出现繁荣景象，文学刊物达数十种。但是，广州国民党当局却于当年上半年查禁进步书刊，捣毁进步文化机构，迫害进步文化人土。同年夏天，上海、重庆、昆明和广州等地大批进步文化人又再撤到香港，使香港成为一个新文化发展的新据点，新拓展广州“方言文学”，创作出版了一批通俗文学作品。
    
    在解放战争期间，广东作家创作出版了一批作品，欧阳山的《高干大》和草明的《原动力》、陈残云的《珠江泪》，于逢的《乡下姑娘》，黄谷柳的《虾球传》，以及黄宁婴的《民主短简》和长诗《溃退》等。

    (二)建国后文学
     民国38年(1949年)7月，广东一批作家、文艺家出席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建国后，广东新文学的发展大体可分为4个阶段：

    1．1949年10月至1956年12月，即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在这个阶段中，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广东文学(文艺)部门经历了接管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文化机构，组建新文学(文艺)机构和队伍，开展配合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和合作化运动等宣传教育工作，培养了文学人才，创作出大批优秀文学作品。主要的作品有欧阳山的《英雄三生》、《前途似锦》等，陈残云的《山村的早晨》、《羊城暗哨》等，秦牧的《北京的祝福》等。以及其他作家一大批作品，呈现出文学创作一派繁荣景象，迎来了建国后广东文学创作第一个丰收期。

    2．1957年1月至1966年4月，即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在这个阶段中，虽然受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祸害，错划一些作家为“右派”，受到错误批判，大大挫伤了创作的积极性，但在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轰轰烈烈地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的感动下，特别是在周恩来、陈毅等提出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鼓舞下，广东作家掀起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的热潮，大批作家深入工厂、农村生产第一线生活，创作出一批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主要作品有欧阳山的《一代风流》第一卷《三家巷》和第二卷《苦斗》等，陈残云的《飘香四季》等，秦牧的《花城》、《艺海拾贝》，司马文森的《风雨桐江》，陶铸的《松树的风格》等，于逢的《金沙洲》等，吴有恒的《山乡风云录》、《北山记》等，以及其他作家一大批作品，出现了广东文学创作第二个丰收期。

    3．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即“文化大革命”的10年。在这个阶段中，广东和全国一样文艺界领导被夺权，文艺单位被砸烂、撤销，人员被迫到“干校”劳动；紧接着开展批判“文艺黑线”人物、“三名三高”人物；1974年前后，在“四人帮”控制下的文化部掀起了批判晋剧《三上桃峰》、批判“无标题音乐”和批判“黑画”；1975年在“四人帮”策划下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这些黑风恶浪中，横加文艺家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打击和批判。这种祸害一直持续几年，使文艺界处于“严冬季节”，广东文学创作萎缩、凋谢，好的文学作品凤毛麟角，寥寥可数。

    4．1976年10月至全国改革开放以后，广东文学(文艺)事业走上稳步繁荣发展的新阶段。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并直接指导于1977年12月召开第一届二次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揭批“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在全国率先“四个恢复”，即：恢复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各文艺家协会；恢复广东粤、潮、琼、汉4大剧院和文艺单位；恢复文艺大专院校；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无理批判的文学、电影、戏剧、歌舞等文艺作品的出版、放映和演出活动，使广东文艺界出现了“思想活跃、创作活跃、演出活跃”的可喜景象。这样“三活跃”的实况，《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先后向全国作了报导，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其次进行平反历次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和对作品、文艺家的错误批判。再次是清理“四人帮”的“帮八股”流毒。与此同时，一些老作家发表沿着毛泽东文艺方向前进的文章，重申要遵循毛泽东文艺方向前进；一些作家继续创作出一批历史长篇作品；一些作家创作发表一批揭、露“文化大革命”的“伤痕文学”和揭露过去不许揭露的社会阴暗面和社会弊端的文学作品，如欧阳山的《一代风流》第四卷《圣地》和第五卷《万年春》，陈残云的《热带惊涛录》，杜埃的《风雨太平洋》、一、二部，刘斯奋的《白门柳》，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代价》、《好人阿通》，杨干华的《惊蛰雷》、《天堂众生录》，以及其他作家一批作品的发表和出版，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广东作家作为开拓中国文学新时期的一支队伍，受到全国的注目和称赞。
   
    1979年夏季开始，作为培养文学作家接班人的广东文学院成立。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后，广东掀起了一批作家到工农业生产和改革开放第一线去深入生活的热潮。进入80年代以后，广东老作家和新作家都创作发表或出版了一批在全国、全省有影响的受到文坛瞩目和广大读者欢迎的好作品。在此同时，为老一辈作家欧阳山、陈残云、吴有恒、杜埃、秦牧等举办庆祝从事文学创作几十周年活动，出版了欧阳山、陈残云、秦牧等文集(各10卷本)。在这一阶段中，建立了广东鲁迅文艺奖励制度，对广东文艺作品的创作、出版、演出、展览，定期进行评优奖励，极大地激励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热情，优秀作品不断涌现，新人辈出，成为广东历史上作家、艺术家最多的时期……